也许现在疫情再也不能像2000年初第一波出现时那样，引起全民广泛而聚焦化的关注。回想第一波疫情发生时，民众都被称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刺激源诱发出普遍的应激性反应——紧张不安、敏感、恐惧、焦躁等。因为“新冠病毒”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现的病毒，且病源不确定、传播途径不确定、治疗方式不确定、预后结果不确定等等一系列的不确定，其诱发出的紧张不安和恐慌是强烈而带有弥散性的。一时间，为了避免被传染，戴口罩、勤洗手、不聚集的行为规范迅速成为广泛认同和遵从的标准，成为衡量公共卫生意识和自律性的外在尺度。疫情发生后三个月内，武汉这座人口超千万的大城市被封，居民被要求居家隔离，“不乱跑”就是对抗击疫情做贡献。居民楼被门上贴封条，夜晚派人巡逻，防止有人偷偷跑出来。不断从电视上看到医务工作者紧急驰援疫情重大地区，成为“最美逆行者”。各单位在外自由“活动”的，不是“防控办”工作人员，就是后勤保障人员以及社会志愿者。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特别是我国研制出抗击病毒的疫苗，民众普遍接种之后，疫情在国内得到了有效控制，武汉逐渐解封，各省市逐渐恢复生产和常态化生活，由此民众紧张不安的情绪逐渐放松下来。

从疫情第一次发生到第一次新增病例“清零”，社会民众的心理完成了从紧张不安、焦虑恐惧到恢复安全感和民族自豪感，是显而易见的变化。这种心态的整体变化，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党和政府强有力的动员力和领导力，也基于对我国医疗科研人员和一线医务工作者等服务人员的强烈信任。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这份信任也会增加放松感、侥幸叫醒感，带来麻痹大意和松弛懈怠。特别是疫情在小范围再次出现，很快被控制住之后，这种放松和大意就更加明显了。

从神经系统活动特点来看，兴奋过程与抑制过程能相互诱导。高度紧张能够诱导出高度的松弛，最后达到兴奋和抑制的相对平衡状态。在今年第四波疫情发生后，出现在某些省市和学校的规模性扩散，正是因为前期持续性紧张之后，诱导出精神系统和神经系统均进入了松弛阶段带来的。这些地区的疫情发生规模性扩散之后，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行政处分，这无异于给其他负责人拉响了警报器，诱发出防控责任人的紧张感和不安感。

比较而言，从第一波开始到现在，国外疫情一直持续性存在，死亡数据不断在增长，民众的紧张焦虑反应也会经历从高到低的变化。如果因为疫情对人生和死亡的态度发生变化，则会逐渐对疫情习以为常，或主动过滤掉干扰其放松生活的声音。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社会民众从高度紧张到高度放松，也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变化。显而易见，这种心态的变化对疫情常态化防控是危险的，带有贬抑不利信息的风险。

文： 宋爱芬 (海南省心理咨询行业协会专家组成员、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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